闵一综
新中国诞生前，由于当时各根据地都被敌人分割封锁，因而都有各自的银行，各自发行自己的货币。晋察冀边区有晋察冀边区银行，山东解放区和华中解放区有北海银行，西北解放区有陕甘宁边区银行和西北农民银行等。仅这四家银行在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就有上百种。
1947年夏天，解放战争进入反攻阶段，华北、西北、华东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各解放区之间贸易、物资交流日益扩展。但因各地货币不统一，比价不固定，亟需建立一种统一的货币来代替原来各解放区种类庞杂、折算不便的货币。
194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董必武任主任。董必武同志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向党中央建议，组建中央银行，统一发行货币，并给未来中央银行起了个名字，叫“中国人民银行”；顺理成章，未来统一的货币自然就是“人民币”了。中共中央复电说，目前组建全国统一的银行还为时过早，但可以进行筹备。同年11月，华北财经办事处确定由南汉宸负责组建筹备组，又从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调来了何松亭、秦炎、王厚朴、石雷、孙及民等同志到“筹备组”工作。
“筹备组”成立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人民币的设计。当时解放区专业人才奇缺，要找一个整体设计人才很困难。“筹备组”为此很是费了一番周折，最后确定由晋察冀边区印刷局的王益久和沈乃庸负责总体设计。最初的设计，票版上设计了毛主席像，上报中央审查。毛主席指出“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我现在是党的主席，不是政府主席，怎么能把我的像印上呢？人民政府成立后再说吧。”第一次没通过，又推倒重来。这一次，二人根据董必武指示，要求票面上反映出解放区建设图景，重新设计了版样，顺利通过了中央的审批。今天，我们翻开第一套人民币可以看到，票面上几乎都是解放区军民生产劳动的图景。董必武当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财办主任并主持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工作，董老的字在解放区是很有名的，自然，题写行名和票面金额的重担落在了董老的身上。于是，人民币上的汉字“中国人民银行”和面额等字都由董老来完成。
1951年2月上报了新人民币的设计、印制方案。设计时，参考了苏联的卢布。卢布上有列宁像。于是他们在人民币上也设计上了毛主席头像。原设计为11种面额，其中还有50元和100元两种。
1951年12月4日，中央财委主任陈云、副主任薄一波认真审核“新币印制计划”后，作出了如下批示：“批准筹印新币11种，其正面图案如下：1分券，民用汽车；2分券，民用飞机；5分券，民用轮船；1角券，拖拉机耕地；2角券，毛泽东号列车；5角券，小丰满水闸；1元券，天安门；5元券，延安宝塔山；10元券，井冈山；50元券，农夫、农妇；100元券，炼钢工人。新币照上项图案绘制精图后，在未制版之前，须送本委作最后审核。”
后来，根据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取消了50元、100元券，增加了2元券和3元券。遵照中央财经委员会指示，重新调整修改设计方案：2角券上的毛泽东号列车，车头上嵌有毛主席像；1元券的天安门图景是节日时的景象，即城楼上挂8个宫灯、8面红旗、毛主席画像及天安门两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两条标语；2元券为延安宝塔山图案；3元券为井冈山龙源口图案；5元券为“民族大团结”图案，即各民族代表高举毛主席画像在天安门前游行的图景；10元券为“工农兵”图案，“中国人民银行”行名仍为自右向左排列。
修改后的方案报中央审核。周恩来总理看了之后，首先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要在钞票上印他的像和行名应改为从左至右排列的指示后，又对各个票版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一是建议将2角券上毛泽东号列车头上的毛主席像改为五角星。
二是修改1元券，将天安门图景中的毛主席像去掉。
三是修改5元券的图案，将票面上各民族代表高举毛主席画像在天安门前游行图景中的毛主席像去掉，换上两面横旗，横旗上的标语内容，一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面是“中国各民族大团结万岁”。
四是修改10元券。10元券原设计为“工农兵”图案。周总理看了以后认为，画稿中的“农妇太苍老，要画得健美一些”；“战士的形象不够英勇，手里拿的还是美式‘卡宾枪’，也不恰当。”最后经多次研究修改，去掉了战士的形象，主景确定为“工农联盟”。
在人民币图案的设计上，有的是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相联系的。其中1955年3月1日发行的5分绿色纸币就是一例。
在这张纸币的正面，绘有一艘正在航行的轮船，这就是“海辽轮”。
1949年9月17日，属国民党政府招商局管辖的“海辽轮”在香港接到一个命令，让它在9月19日驶到汕头接运蒋军增援舟山。此时，打入“海辽轮”的我地下工作者，也在酝酿着使“海辽轮”回归新中国的起义行动。9月18日，“海辽轮”接到起航命令，正在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与“海川轮”同行。如果这样，起义计划将会暴露。经核心组研究决定，以“冷冻机正在修理”为由，拖延开航时间，才把这个隐患消除。
9月19日，“海辽轮”乘招商局下班之机，悄悄开航了。为防止打草惊蛇，他们连引水也没要。晚8时，“海辽轮”驶达鲤鱼门时，被岸上信号台发现，核心小组成员、船长方枕流机智地使用模糊信号应答蒙混过去。晚9点，全体人员集中在餐厅，方船长向大家宣布：“‘海辽轮’起义开始，从此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回归新中国，开往的目的地是大连。”话音刚落，许多人赞同，也有人害怕甚至反对：“这太危险了，国民党一发觉，大家可就没命了。”方船长镇定自若：“起义既然已经宣布，航向向北绝不能改，万一起义失败，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决不牵连大家。”通过做工作，说服了很多人，但仍有几个反对起义的人，有的以“停车”进行威胁；有的写匿名信恫吓；有的想用手电筒发信号，还有的甚至企图用暴力控制“海辽轮”，刺杀船长。但在起义骨干的严密控制下，反起义企图没有得逞。
船从香港到汕头一般要18个小时，而到大连得用9天，他们便用“提前开船，晚报开船时间”、“抛锚修理”、“避风”等理由，争取了时间，等到国民党当局发觉。“海辽轮”已经快到大连了。
“海辽轮”起义成功，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评价。毛主席发电祝贺。
第二套人民币发行后，以其设计精美、图案颜色新颖而深受人民群众欢迎，但不久，出现了一个问题，正是这一问题使得第二套人民币不得不将1元券改版。
那是1955年7月，第二套人民币刚发行4个月后，发现红色1元券有严重变色、脱色现象，此事引起了中国人民银行的注意，立即汇总各地反馈上来的情况，上报中央。周总理非常重视这一事件，作了重要批示，并转送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传阅；同时，他一方面要求银行请专家对红色1元券的物化性能进行鉴定，另一方面指示公安机关尽快调查有无坏人破坏。后经鉴定，原因终于找到了。原来是油墨的连接性能不好，影响了颜料在纸张上的附着力，尤其不能在松、柏、杉等木箱中存放。技术鉴定还证实，在各种颜色的钞票中，红色的可变性最大，而黑色较为稳定。按照周总理的指示，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印钞厂改进油墨配方，同时向中央提出重新设计、印制1元券。
重新设计的1元券做了两处较大的改动，然而这些改动不仔细观察也很难注意到：一是考虑到天安门的节日景象可变性较大，因此，新版1元券采用了平日的天安门景象，即把八个宫灯去掉了。二是天安门两侧加上了两幅标语，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每当我们拿起人民币，对着阳光照一照，便会发现，人民币“里面”会出现许多图案：第三套人民币中“大团结”上有“天安门”，5元、2元、1元券上有“五角星”；第四套人民币中，10元券上有头扎白羊肚毛巾的农民头像；5元、2元、1元券上有“古币”；50元券上有“炼钢工人”头像；100元券上有“毛泽东”侧身头像，就是人民币的“水印”图案，它是人民币的最重要的防伪手段。
“水印”在钞纸上的位置不同，可分为固定位置“水印”、半固定位置“水印”和不固定位置“水印”。尤以固定位置“水印”工艺难度大，而难度最大的则要数固定人像“水印”。
由于水印是在造纸时就制作上去的，涉及设计、雕模、制版、抄纸等多道工序，工艺十分复杂，对于人民币造假者来说，犹如一座难以攻克的“暗堡”。多少年来，国内外伪造者尽管费尽了心机，但无一例能把水印印记完全伪造成功。
毛泽东主席生前曾两次否决了将自己的形象放在人民币上的设计方案，而在他身后，人民币上的领袖形象终于在北京印钞厂凹版雕刻师苏席华的手里变成了现实。
在第四套人民币中，10元、50元、100元三个大面额钞票上的人物形象都是出自我国杰出凹版雕刻师苏席华先生之手。其中100元券上的“四大领袖”头像的原形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雕塑家司徒兆光先生用石膏做成的浮雕，尔后由中央美院侯一民教授把浮雕画下来，苏先生再把这张浮雕刻在钢版上。
人民币从诞生到现在，已经发行了四套：第一套、第二套人民币除了在钱币市场上能一睹其风采，市场上早已是无影无踪了；第三套人民币市场上也很难见到。那么多人民币到哪里去了？
在流通过程中人民币不可避免地出现残破、污损等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人民币就不能再在市场上流通，而会通过信用回笼渠道即到银行储蓄时，被银行各营业网点挑选、剔除出来。人民银行对于回笼进来的残损人民币还要进行严格挑残。一般情况，人民币新旧程度在七成以下便进入销毁程序，七成以上继续流通。待销毁的人民币经严格挑选和复核后，由专用设备在每一把（100张）人民币上作打孔处理，至此这些人民币的职能就彻底结束了。
反映到市场上，给人们的感觉当然就是“老”票子越来越少，手里的人民币始终都是比较整洁的。
行文至此，我们有必要记住以下几个日子：1992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大会上，国务委员王丙乾代表中国政府首次宣布：人民币今后将发展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1993年3月1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公民和到中国访问的外国人可以携带有限数额（6000元）的人民币出入境，从而结束了长达42年之久的禁止国家货币出入境的历史；1994年1月1日，中国政府宣布：从元旦起，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及外汇收入结汇制。专家指出，这是人民币向国际“硬通货”迈出的关键一步。
